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δ刘士余表示：一是，以查办大案要案为重点，精准打击肆意妄为、逃避监管、影响恶劣的个人和机构；二是，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，提升能力与效率；三是强化稽查执法规范化水平，强化规则制订，完善执法程序，严格执法责任，切实做到严格文明公正执法；四是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推进法律与制度完善，加大违法成本，加重法律责任，有效打击和惩治市场违法违规。

《空气卫士or健康杀手？“不，我只是一盆绿植”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